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问题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各界必须大力加强对环境、社会、治理（ESG）的关注，积极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并提出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体现了我国在环境保护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的大国担当，也为我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制定了路径。

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并非易事。从实现碳达峰到完成碳中和我国只有30年时间，相比于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而言可以说是“压力大、时间紧、任务重”。以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的欧盟、美国和日本为例，其从实现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有至少40年以上的时间，远超我国30年的目标。

图1 主要国家碳排放量，百万吨

我国较高的碳排放总量和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是相关的。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占全球的28%，二氧化碳排放占比也在30%左右。与其他产业相比，制造业具有资本密集度高、生产过程对环境影响较大等特点，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高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相应地也承担了较大的碳排放量。从人均碳排放量来看，本世纪初以来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较快，目前已超过欧盟，但仍低于美国、日本。2019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不足美国的二分之一（图2）。从历史角度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中国累计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仍明显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约为美国的一半、欧盟的60%左右（图3）

图2 人均碳排放量，吨

图3 各国历史累计碳排放量，十亿吨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优化能源结构和节能减排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目前针对“双碳”目标的资金需求已经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人民币。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绝大部分需要通过金融体系利用市场资金来弥补。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

为帮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绿色金融这一重要领域，毕马威中国发布《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绿色金融大有可为》报告，对绿色金融的发展背景、主要领域、发展方向和金融机构的绿色转型之路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并对绿色金融的五个重点领域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SG投资和绿色保险：

1. 绿色信贷

作为绿色金融的支柱性产品，绿色信贷是指银行在贷款过程中，将符合环境监测标准、污染治理效果和生态保护作为信用贷款的重要考核条件，对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商业银行实现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目前国际最具代表性、应用较为广泛的绿色信贷标准是“赤道原则”。此外，国际上还形成了“绿色信贷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原则”，作为发展绿色信贷产品和项目的重要标准。

我国从政策入手，通过构建监管体系、规范统计分类制度、完善考评框架，以及通过央行绿色再贷款、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等，鼓励商业银行参与绿色信贷发行并创新绿色信贷产品，使绿色信贷成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中起步最早、发展最快、政策体系最为成熟的产品，并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规模不断扩大，存量世界第一：截至2021年一季度，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达13万亿元，较上季度增长9%。绿色信贷在中国金融机构总信贷中的占比也保持了稳步增长。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我国绿色信贷的占比已达7.2%，较2018年末提高了1.2个百分点（图4）。

  图4 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及占比

商业银行为参与主体，投放行业较为集中：从信贷投放主体来看，商业银行是绿色信贷中的主要参与主体，其中大中型上市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占据了“半壁江山”。2020年年末部分大中型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规模已达到7.4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平均增幅超过23%（图5）。其中，工行、农行、建行和兴业银行2020年末绿色信贷的余额都超过万亿元。

图5 2020年部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年末值

从投放行业来看，绿色信贷目前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等行业，占比超过50%。截至2021年一季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绿色贷款余额达3.85万亿元，占比29.5%；其次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绿色贷款，贷款余额为3.73万亿元，占比28.6%（图6）。同时，绿色建筑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等创新型绿色信贷产品也日益丰富。

图6 我国主要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结构分布

   在商业银行加快推动绿色信贷的同时，气候与环境风险也日渐成为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者关注的重要风险之一。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简称NGFS）研究显示，金融机构面临的气候与环境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图7）。国际上许多监管机构都在敦促银行开展气候与环境风险压力测试并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我国银行业在这一领域也在积极探索，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需要不断完善评估模型和方法论，提高对绿色转型过程中信贷风险的监控和管理。

图7 气候和环境风险到金融风险的传导示意图

2. 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是指专门用来为气候或环境项目筹集资金的债务证券。自2007年欧洲投资银行发行全球首只绿色类债券以来，国际绿色债券在债券种类、发行主体、发行规模、发行范围以及相关标准等多方面不断完善。

从发行的地区和国家来看，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是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最大的三个地区，三者总发行规模占全球93.3%（图8）；从发行总量上看，美国是全球绿色债券发行总量最大的国家，中国与法国分别位居世界第二和第三（图9）。

图8 2020年全球各主要地区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十亿美元

图9 截至2020年绿色债券发行总规模前十国家，十亿美元

从发行主体来看，近年来包括资产担保债券（ABS）、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在内的私人主体发展较快，其中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占最主要地位；公共发行主体中，政府支持机构发挥重要作用（图10）。从资金投向来看，能源、建筑和交通运输领域是热点领域，每年有80%左右的绿色债券资金被用于这三个领域（图11）。

    图10 不同发行主体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十亿美元

图11绿色债券资金投向占比

我国在2015年发行了第一支绿色债，随后绿色债券政策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特别是2021年4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在统一国内绿色债券定义和项目界定标准、丰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新版目录在四级分类上，不再将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项目纳入绿色债券支持范围，这也与国际绿债标准进一步趋同（图12）。

图12 2021年新版目录框架示意

目前我国绿色债券发展较快，体系已相对成熟，截至2020年末，我国绿色债券存量为8132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二。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20年，境内外累计发行规模已突破1.4万亿人民币（图13），虽然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当年新增发行规模小于2019年，但发行数量同比增长，产品创新更为多样。

图13 境内外绿色债券历年发行规模

我国绿色债券的发行人主要集中在工业与公用事业部门，上市地点以境内市场为主，发行年限集中在10年以下，发行的债券中有超半数被评为AAA级。未来绿色金融将在引导并调动社会资本投向绿色领域、为我国“双碳”目标注入市场活力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97年12月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其中所确定的六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可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进行计量，因此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被称为“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此类交易的市场被称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交易市场”。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是目前世界上参与国最多、交易金额最大、发展最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EU ETS起源于2005年，通过持续扩大覆盖的行业和温室气体的范围，不断减少免费配额和加强市场化水平，以及逐渐缩减碳排放许可量等措施，对推动欧盟降低碳排放发挥了积极作用（图14）。了解其发展和特点对我国仍处于发展初期的碳交易市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图14 EU ETS的四个发展阶段

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建设起始于区域碳市场的先行试点。自2011年起，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和福建等八省市相继启动试点碳市场。地方交易所交易额普遍较小，2020年8个地区合计成交仅16亿元。除广东、湖北和天津外，其他地方市场的成交额均不足亿元（图15）。虽然各试点碳市场活跃程度、碳配额价格不一，但也为全国碳市场的建设与运行累积了宝贵经验。

图15 2020年地方碳交易所总交易额，亿元

2021年7月16日，备受瞩目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交易首日，全国碳市场交易总量410.40万吨，交易总额为2.1亿元，均价约51元每吨。首批纳入碳市场覆盖的2000多家重点排放企业均集中于发电行业，碳排放量总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经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欧盟碳市场相比，我国碳排放市场覆盖行业依然有限、碳价较低，目前还没有推出碳期货等衍生品交易，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4. ESG投资

随着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全球范围内对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SG）的关注也在日益加强，ESG投资迅速崛起。例如，截至2020年底，美国有82只ESG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总规模达到530亿美元，同比增长236%。在ESG产品设计上，国际资管公司普遍采取的方式是考虑ESG相关风险并进行ESG整合，形成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ESG产品（图16）。

图16 国际ESG基金产品设计的核心要素

我国目前发行的相关产品大多数属于“泛ESG基金”范畴，主要关注ESG中的环境领域。自2005年首次推出以来，我国的泛ESG基金增长迅速，截至2021年7月6日共有61家基金公司发布了167只泛ESG基金，其中明确为ESG主题的有19只。从基金类型来看，混合型和股票型基金的规模较大，发行产品数量多。从基金持仓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基金选择的重仓行业涵盖了电力设备及新能源、食品饮料、医药、电子、计算机等多个行业(图17)。在可持续发展成为主流共识、ESG风险影响不断增强的全球趋势下，未来ESG投资的价值将进一步提升，ESG投资有望成为资本市场的广泛实践，进一步成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

图17重仓该行业的ESF基金，只

5. 绿色保险

绿色保险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提高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工具。国际上绿色保险主要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为代表，同时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并发展出丰富的产品体系，如巨灾保险、绿色建筑保险、碳保险等。

我国在2007年起试点环境责任保险，随后不断加快构建绿色保险体系，鼓励和支持绿色保险产品的创新发展。截止2020年末，我国保险行业提供的绿色保险保额达到18.3万亿元，绿色保险投资余额达5615亿元，涉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高铁建设、清洁能源、污水处理等多个领域。2020年绿色保险保额达到18.3万亿元，同比增长24.9%（图18）。2020年赔付金额达到214亿元，同比增长11.6%（图19）。 

图18 2018年-2020年绿色保险保额及增速

图19 2018年-2020年绿色保险赔付金额及增速

在绿色保险产品方面，我国已形成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为代表、种类多样化的绿色保险产品体系，同时也在积极推动产品品种的创新，打造多样化的保险产品体系，目前已为多个行业提供风险保障，如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气候治理等。此外，保险机构也在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应用于绿色保险业务的开发和优化，绿色保险科技前景广阔。

绿色金融未来发展方向

绿色金融的未来发展将呈现几个主要方向：进一步统一绿色金融标准、强化ESG信息披露、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多样性。

统一标准：

不同绿色金融产品品种的分类标准不统一：如《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剔除了“煤碳清洁技术”等化石能源相关的高碳项目，但其他绿色能源的相关标准如《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及《绿色信贷指引》中还未做相应调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界定偏窄：如国际上绿色信贷包含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能够促进和支持环境和社会长期发展的经济活动，国内绿色信贷范围局限于绿色产业发展、降低碳排放的贷款。绿色债券方面我国对绿色项目认定、募集资金使用、外部评估、存续期管理等方面与国际也有一定差异。

强化ESG信息披露：

披露强制性不足：我国ESG信息披露仍以自愿披露为主，也缺少相关量化的绿色考核指标，对于机构资金的投向和产生的效益也为进行严格的监管和考核。国际上，如欧盟、英国、法国等国家已经有强制披露ESG相关信息的要求。

披露标准不一：如中国人民银行、沪深交易所及银行间交易商会均有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的标准但存在差异性。其中，金融债券的披露要求明确，但对于其他类别的债券在披露内容上没有明确的标准。

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

我国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尚未充分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在不同绿色金融产品和项目中面临的风险差异，因此激励机制也未进行差异化设定，导致激励效果不佳。

企业获得贴息资金支持较难：涉及绿色融资项目时，如财政贴息会直接支付给融资企业，而不是金融机构。对融资企业来说，其绿色融资需求增加，但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供给方对推动绿色融资项目动力不足。同时，融资企业需要先获得绿色融资再向财政部门申请贴息，而政策不统一、不同地方对政策标准理解不一，也增加了企业获得贴息资金支持的难度。

增强产品创新和多样性：

加大绿色金融与金融科技融合应对行业发展痛点、难点：利用科技手段加速绿色征信系统的建设，加快完善绿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促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解决产品同质化问题；简化绿色项目识别流程，从而提高绿色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建立分布式数据库，实现跨部门数据开放共享，从而提升绿色金融监管效率与水平等。

需场景、标准、人才、政策协同发力：绿色金融科技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仍需探索商业可持续的落地场景、缺乏绿色金融科技方面标准、缺乏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复合型人才是当前绿色金融科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同时，金融机构也亟需加快绿色化转型，加强碳足迹管理、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调整信贷政策和优化投资结构，同时积极开发更丰富的绿色金融产品，推动绿色金融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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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毕马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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